三峽，萬里長江上最險峻、神奇的峽谷，孕育出豐富的文化遺存，被譽為長江文明的華彩樂章。

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，三峽工程建設期間，我國對三峽庫區(qū)文物開展的搶救性保護，是我國迄今規(guī)模最大、保護范圍最廣、參與人數最多的文物保護工程。

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近日調查發(fā)現，20多年來，搶救性保護的20余萬件三峽文物不少仍在“沉睡”，后續(xù)研究挖掘不足，部分重要的文化旗幟已鮮為人知。

不只是三峽文物，由于“重保護、輕研究”“重保護、輕轉化”，長江文化資源普遍存在“沉睡現象”，亟待構建系統性研究和創(chuàng)造性轉化的長效機制，喚醒“沉睡”的長江文化資源。

三峽文物不少仍在“沉睡”

三峽庫區(qū)文物搶救性保護期間，全國200余所機構的數千名文物工作者參與，共1100余處文物得到保護、約25萬件(套)文物安全出土。

然而，三峽文物搶救性發(fā)掘后，由于后續(xù)深度、系統的文化學研究欠缺，不少文物仍在“沉睡”。

“20多年過去了，部分三峽文物的研究報告還沒出來。”重慶文化界一位見證三峽文物搶救性保護工程的退休干部說，當年搶救性保護的文物中，三峽博物館和三峽庫區(qū)部分區(qū)縣博物館展示出一小部分，白鶴梁、張飛廟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研究利用情況較好，另外相當多的文物仍在“沉睡”中。

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走訪涪陵、忠縣、奉節(jié)等三峽庫區(qū)區(qū)縣博物館看到，大量搶救性發(fā)掘出的文物堆放在庫房里，有的甚至已在庫房存放20多年。

一位三峽庫區(qū)區(qū)縣博物館館長指著一個新石器時期的陶罐說：“對這些有價值的文物深入研究，就能揭示三峽地區(qū)的歷史文化變遷，但很遺憾，由于基層沒能力沒條件，研究工作一直進展緩慢。”

多名三峽庫區(qū)區(qū)縣文保中心、博物館負責人也表示，當年搶救性發(fā)掘時間緊、任務重，不少文物出土后就直接移交給地方，區(qū)縣沒能力沒條件研究，大部分文物只能堆放在庫房。

不僅如此，當年搶救發(fā)掘出的最具價值的三峽文化旗幟，也已鮮為人知甚至銷聲匿跡。

如，中壩文化遺址是國際認可的世界最早制鹽遺址，被譽為“大地史書”，名列1998年度“全國十大考古發(fā)現”;大溪文化遺址則是我國重要的原始社會古文化遺址之一，被譽為長江流域古文明的發(fā)祥地之一。然而，二者由于長期研究提煉不足，如今的知名度、關注度與其歷史地位極不匹配。

“大部分文物只是‘撿起來了、鎖起來了、關起來了’。”重慶一位資深考古工作者直言，當年國家對三峽文物的搶救性發(fā)掘高度重視，但后續(xù)的研究挖掘沒能跟上。

如今，三峽庫區(qū)經濟社會重構已基本完成，各地正在努力推進文化資源的轉化利用。

重慶文旅委正在推動建設三峽考古遺址公園群，將奉節(jié)白帝城、云陽磐石城、萬州天生城等考古遺址聯合打造成旅游區(qū);涪陵將白鶴梁“石魚出水兆豐年”等文化元素融入農民豐收節(jié)活動中;萬州則重點打造三峽文化園，將川江號子融入文化演出中;“詩城”奉節(jié)依托厚重的詩詞文化打造實景演出“歸來三峽”……

盡管當地政府開始重視文化建設，但文化資源轉化利用不足等問題均不同程度存在。記者行走在庫區(qū)大部分區(qū)縣，依然較難尋覓到具有三峽特色的巴文化、水文化、詩詞文化等文化元素。

多位基層文旅部門負責人坦言：“有時并不是我們擁寶不自知，而是研究提煉工作推進緩慢，很多文化符號的內核，以及哪些元素可以轉化都還沒有明晰，基層也是力不從心。”

“沉睡”的不只是三峽文物

“沉睡”的不只是三峽文物，在長江沿線各地，處于“沉睡”狀態(tài)的文化資源并不鮮見。

“對文物的發(fā)掘、保護很多，對文物研究、提煉、轉化太少”是許多文化研究人員的共同感受。

“當前國家對文物發(fā)掘支持力度很大，但后續(xù)研究闡釋卻沒專門人員、沒精力搞，考古項目負責人往往還沒來得及整理研究，新的發(fā)掘任務又來了。”安徽一位從業(yè)二十多年的考古人員深有感觸地說。

與三峽文物命運相似，承載著中華千年文脈的古籍瑰寶，也大部分在庫房“沉睡”，活化利用不足，被戲稱為“文淵大庫，一鎖了之”。

不少古籍保護和研究人士對古籍“沉睡”的現狀感到遺憾——大量古籍保護單位不具備面向公眾開放的功能，所藏古籍只能鎖在庫里;大量古籍還未進行數字化，每借閱一次就是一次損壞，出于保護考慮，一些古籍保護單位不愿借閱……

“電子版可以無限制傳播，但我們做得還不夠，我們做學術研究看大量古籍都是通過電子版來看，普通公眾很難有機會看到。” 安慶師范大學皖江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汪長林說。

目前，我國只有很少部分古籍實現數字化，且對外公開不夠。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徐永明說：“哈佛大學2017年將哈佛燕京圖書館的中文善本古籍實現了彩色版數字化，且可以在線瀏覽和下載，而國內古籍數字化做得更早的上海圖書館不對外公開，且是黑白版。”

“古籍需要整理活化，不是擺在那里，公眾就能知道其背后的文化內涵。”安徽省古籍保護中心主任石梅以她整理的《袖珍小兒方》十卷解釋說，“一方面，古籍有很多生僻字，而且沒有標點，公眾很難看懂;另一方面，古籍背后的故事、傳遞的價值、當下的作用，需要我們去考據研究，再向公眾傳播。”

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韋力等專家說，現在全國按照分級保護制度對古籍進行管理，其中，國家級珍貴古籍的整理活化做得最好，但這部分古籍占總量的比重很小，相當于金字塔尖;省級珍貴古籍其次，有些省份的省級珍貴古籍保護工作出現斷檔，繼多年整理推出第一批省級珍貴古籍后，遲遲不推出后續(xù)的第二批、第三批。

構建機制喚醒“沉睡”的文化資源

我國文化領域長期存在的“重保護、輕研究”“重保護、輕轉化”問題，是文化資源“沉睡”的根源所在。

要讓收藏在博物館的文物、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、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，基層干部和專家建議，當務之急是構建系統性研究和創(chuàng)造性轉化的長效機制。

有專家建議，從中央到地方建立相關機制，在文物發(fā)掘后盡快組織跨學科研究團隊，開展挖掘文化內涵、特征和典型符號的工作，并對研究團隊、研究時間、研究成果發(fā)表做出具體規(guī)定，找準文化的根與魂，為傳承轉化和創(chuàng)新發(fā)展奠定基礎。

在此基礎上，統籌推進文化資源轉化利用。重慶市文旅委副主任幸軍、西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藍勇等干部和專家建議，在對文化資源深入研究提煉的基礎上，國家層面可進一步完善政策支撐體系，全面整合資源力量，統籌推進文物保護及其關聯產業(yè)發(fā)展。比如，推進三峽庫區(qū)進一步將文化元素浸潤到城鎮(zhèn)建設、群眾日常生活中，如建設文化公園、古建筑群等，在學校教育、大眾文化活動中納入傳統文化元素等。

“在古籍方面，數字化是解決保護與轉化利用矛盾的根本技術方法。”四川省圖書館古籍部副主任杜鵑等專家建議，當前國內古籍數字化程度較低，例如四川省古籍數字化的比例僅約為千分之五，可出臺相關支持政策，推進古籍數字化進程。

同時，探索古籍價值詮釋、展覽等各種活化方式。古籍保護單位不具備接待公眾閱覽職能的情況下，可以用定期公開展覽的方式展出館中珍貴古籍，另外讓古籍走進校園，用教育手段從根上解決文脈傳承和弘揚不足的問題，吸取傳統文化精髓。

基層黨委政府轉化發(fā)展文化資源的責任仍需進一步強化。多名文化界專家學者建議，對基層黨委政府建立轉化發(fā)展文化資源的剛性指標和考核要求，調動其積極性，進一步推動其建立人才培養(yǎng)引進激勵制度，加大對傳統文化傳承、轉化等項目扶持力度，推動傳統文化與文創(chuàng)、旅游、生態(tài)建設等相融合等。

本報記者趙宇飛、董雪、許曉青

(參與記者：許曉青、童芳、馮源、蔣芳、王賢、王迪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