隔離房間 本文圖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陸玫 圖

上個月，我經歷了14天集中隔離。

自認是善于自我把控、樂觀得沒心沒肺的人，但這14天在當時以至于現在都讓我發(fā)生一些改變。這可能是突如其來的隔離教給我的：更加珍視平日習以為常的感情、聯(lián)結，重新審視自我，再度衡量精神與物質的價值。

2月底，我和老公、兒子去了趟三亞。回杭州次日一早，三亞的入住酒店有病例確診。

兩年多來，這是我們離疫情最近的一次。確診病例在酒店住了3天，其中2天和我們的行程重疊。

我開始不停地在社交媒體上搜當地疫情：酒店被封控，所有游客留在房間，機場防疫升級。雖然寫過很多疫情稿件，但我還是不停地查找密接、次密接的詳細定義和管控措施。

“算同時空伴隨，

。收拾行李吧，一家三口都得集中隔離14天?！毕挛?點，在經歷三亞電話流調、社區(qū)報備后，社區(qū)工作人員最終通知我。

第一反應是積極配合。

隔離期間的精神食糧

我和老公邊向雙方單位匯報，邊搬出兩只30寸行李箱，換洗衣服、洗漱用品、電腦、書、玩具、食物……還剩點縫隙，老公塞進一罐茶葉，我放了4顆咸鴨蛋。

收拾完，我們冷靜下來，坐在沙發(fā)上討論隔離會面臨的問題。

首先，自由、空間受限。當時覺得大人應該能承受，兒子太小，可能待不住，就多備些書籍、玩具，把平時不用的iPad也帶上了。

其次，工作不便。老公原本要出差，我計劃的采訪也不能完成了。雖然領導安慰“防疫更重要，好好配合”，大部分工作也可線上完成，但總覺得內疚和不安。

我懊惱地問：“三亞是我說要去的，酒店也是我挑的，最后害得我們三個都要隔離……三亞那么多酒店，怎么就被我們碰上了？”

“你挑了兩個酒店，最后不是我拍板定的這家嘛，怎么就都因為你才被隔離的？”老公寬慰我：“不就14天，沒事！”

當晚接近午夜到達隔離酒店，剛從自責懊惱中緩過來的我看到酒店“盲盒”開得并不盡如人意，再次沮喪。但既然無法改變，也勸服自己接受。

隔離次日起來，我一邊收拾房間，把地板、桌子、洗手臺擦了好幾遍，努力讓這個空間變得好些，一邊琢磨得定個每日計劃表。

因為孩子年幼且之前行程重合，我們被允許在同一房間隔離。我和老公白天有工作填充，但精力旺盛到爆棚的男孩，不給他安排到盡量滿滿當當，這封閉空間里的時間就真的沒了盡頭。

個性使然，加上母親的責任感，我從前一天的負面情緒中掙脫出來，鉚足勁想過好14天。

“三個人14天集中隔離，還挺酷的，可能老了都能吹牛。”我振奮精神和老公說，

寫在窗戶上的作息時間表

我和老公：工作、吃飯、運動、看書、休息；

兒子：運動、游戲、看書、學習、畫畫。

經過第一天“試運行”，又大致劃分了以小時為單位的時間表。我擦干凈玻璃窗，用兒子的可擦洗蠟筆寫下三人14天的時間表。

雖然不很精確，也沒完全執(zhí)行，但接下去的時間，

另一扇窗上，橫坐標寫著每天的日子，過完一天圈起來，畫上一個叉。嗯，又干掉一天。

打包行李時我放進了幾十本書，還有2根跳繩。隔離中，運動和書像一圍避風港。

兒子的書全是字多耐看，平時少有完整時間講完的；我們，科幻小說、短文集都帶了。書于我，在那個封閉空間里劃起了一個舒適圈；于兒子，既是為他的隔離擴面，也為了填時間。

好幾個下午，我會消耗一袋余量不多的咖啡，找本書埋進去，哪怕只偷閑半小時。

或在20多平方的標間里找一條最長路線——從房門到窗口，來回16步，走300趟，差不多5000步。

要不就跳繩，跳2000個，心率上到160，多巴胺一開，感覺自然來。

但很多事不是努力就行的，比如保持穩(wěn)定情緒。

整個房間沒有隔斷，除了床，統(tǒng)共一張書桌，一張單人椅配茶幾，需要同時容納我和老公工作，以及一個上躥下跳的孩子。

為誰用書桌誰用茶幾這樣的小事，我都被點燃過情緒。那天老公在書桌開一個不那么重要的電話會議，我弓著背在茶幾上寫稿，抬頭見他正悠閑地喝茶開會，突然發(fā)火：“誰的工作不重要，憑什么你霸著桌子！”

在逼仄的空間流淌的，還有焦慮。

雖然被判定為同時空伴隨，不是密接、次密接，但起初幾天我們還是不停地刷三亞的疫情新聞，情緒在隔離第四天——三亞通報同酒店另2名旅客確診時達到頂峰，又隨著我們第五、六次核酸陰性結果出來逐漸平緩。

各地對同時空伴隨的隔離要求相差很大，我開始質疑14天的集中隔離是否必要，幾乎打遍能打的電話了解政策，并向社區(qū)、隔離點詢問是否有縮短隔離期的可能，沒有結果。

還有生活飲食的不習慣，不算嚴重，但日復一日的盒飯、盒飯、盒飯，逐漸讓我失去耐心和努力向好的積極性。

為了消除負面情緒，我們把盒飯盛出來再吃

隔離第八天，我照例戴起口罩，開門從警戒線外拎進三盒盒飯，打開小袋子拿出牛奶、蘋果，再解開大袋子拿出第一盒盒飯，打開蓋子。

委屈、焦慮、不滿噴涌而出，感覺自己鉆進了一個黑盒子。

淚水帶走憂愁。哭完，洗臉，我換了一張面孔。

我叫了單外賣。隔離點對外賣種類有嚴格限制，我掐著要求買了可樂、泡面、咖啡，還有一次性餐具。

那天開始，我領來盒飯都倒在紙盤上，一人再分一個塑料碗，在促狹的茶幾上擺好餐具才開飯。這簡單的形式感，像一場情緒自救。

我們把晚飯作為固定交流的時間，像在家里。老公說起小時候在夏天摸魚抓蝦，兒子天馬行空地問十萬個為什么，我聊到讀大學時那些已久不聯(lián)系的同學——把以前沒想起的、沒空聊的聊了個遍，三個人笑成一團。

“每天晚飯就像個盼頭?！崩砜瞥錾淼睦瞎f。

隔離中，父母不放心，時不時送些日用品——人不能進來，物品放在保安室。這天兒子接到外婆電話后趴在窗口往下看，突然喊“外公！外婆！”還真是，停車場就在我們窗口下。

相隔13層樓的“見面”

樓下，小小的媽媽盡力仰著頭尋找：“你們在哪個窗口啊，看不到。”兒子找了個紅色的豆?jié){袋，把手伸出窗外搖，對著電話喊：“在這兒呢，看到了嗎？”“看到了，看到了！”

平時兒子每天幼兒園放學都去外婆家，現在已一周多沒見，祖孫這樣隔著13層樓見了幾面。

還有一幫朋友，有的不時來電話、視頻問候，有的每天在群里等著看我們發(fā)盒飯吃什么，有的來問缺啥要帶的，連兒子的同學、玩伴都每天電話手表聊得歡。

有失總有得，隔離不隔愛，這次算有了切身體會。

時間從隔離第11、12天起快進，解封日就要到了。

買的可樂還剩3罐，算著一天一罐喝完就能走了。兒子沒看完的書還有兩本，想一天一本就結束了。晚飯時的話題，也變成“出去后最想去哪里？”

雖然后面還有7天居家隔離出不了門，但和集中隔離比簡直不算什么：可以選吃什么，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空間，快遞隨時收，寫稿子也有了書桌……

這些以前習以為常的事，那時讓我們無比期待。

提前兩天就開始打包行李，詢問離開時間精確到幾點，走前最后一晚8點就上床睡覺——我已經想不起上次對某個時間點如此期待是什么時候了。當天上午，終于在來回踱步2小時后等來那句“可以走了”。

離開時，在微信群對所有大白表達了感謝。他們中，有第一天深夜在樓下接我們到房間的“男眼鏡”，有8點按時敲門做核酸的“女眼鏡”，有每天推小車送三餐的“阿姨”，還有6點多就背著30多斤重的消殺桶消毒走廊的“大叔”。

大白送我們回家

我們走了，他們的工作還在繼續(xù)。樓下保安告訴我，這個隔離點135間房，少有空的，十幾名大白每天忙碌著。

站在隔離點門外，陽光烘熱。我們身邊除了兩只大箱子還多出個大袋子，裝著來時穿的三件羽絨衣。

回家的車上，車窗吹進來的風是暖的，春天的花是香的。

結束了，14天。這是真的。

4月17日，我路過當時的隔離酒店，特意開進停車場，像媽媽那樣抬頭尋找13樓的房間。陽光刺眼，其實，即使揮舞紅色標志也難看得清楚。

爸爸這幾天住院動小手術，因疫情不能探視，我隔天以送物品為由去一趟，在病區(qū)外交給媽媽——像他們在我們隔離時做的。

不久前，我采訪一位心理醫(yī)生，談到自己隔離期間的情緒變化。

“你幾乎踩準了所有情緒產生的時間點，最初的不安、難以接受，接受后的努力，隔離七八天后的焦慮爆發(fā)，獲得家人、社會的情感支持后情緒向好，隔離后期對解封的強烈期待——都是隔離人群常見的心理變化?！彼f。

所以，我把那段又哭又笑的時間里最真實的反應、身邊的人、腦中瞬間迸發(fā)的想法一一記錄下來，當作疫情中被隔離者的一個小小樣本。

那位醫(yī)生說：無需視負面情緒為洪水猛獸，坦然面對，春天總會來的。